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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會更不平等么?

  • 作者:上海書評 何帆
  • 發布日期:2014-05-19

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的新作《21世紀的資本》成了街談巷議的熱門話題。這本厚達600多頁的學術著作,一直高居Amazon暢銷排行榜榜首。各大報刊紛紛發表對這本書的評論。

著名經濟學家克魯格曼為這本書寫了三篇評論。他說,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講,皮克迪這本書將成為本年度最重要的經濟學著作,甚至可以成為這10年最重要的一本。老一輩的經濟學大師索洛也力挺皮克迪,盡管皮克迪的書中對索洛的增長模型提出了不客氣的批評。當然,反對的聲音也很多。

哈佛大學經濟學家曼昆就說,皮克迪的政策建議是出于意識形態的激情而非經濟學的邏輯。來自美國企業研究所等保守派智庫和金融界的指責就更多了。圍繞著皮克迪的這本新作,一場思想的風暴將會襲來。

可以預料,皮克迪的新作在國內也會引發激烈的討論。思想的交鋒能夠帶來學術的進步。但是,同樣可以預料的是,由于這場討論涉及到貧富分化與收入分配、政府干預與市場秩序等敏感話題,亦有可能變成一場混戰。中國的經濟學辯論經常是“一場運動員、裁判和觀眾一起上陣的足球比賽,混戰結束,留下的只是足球場上一堆無人認領的鞋子。”如果只是偏見之間的互相批斗,不會對學術研究的深入起到任何積極的作用。有鑒于此,本文試圖對皮克迪新作中的主要內容進行簡單的梳理,并加以自己的簡略評論,以期對參與爭鳴的各方能有所參考。

從長時段看大歷史

《21世紀的資本》最為突出的特點是搜集了大量的歷史數據,并試圖從一個非常寬廣的時間段觀察歷史的變化。更具體地講,皮克迪關注的是19世紀以來全球經濟的大趨勢。

先從人口的變化來看。19世紀以來出現的一個重大變化就是人口數量突然開始增加。這帶來了深刻的社會影響。皮克迪講到,人口劇增是法國爆發大革命的歷史誘因之一。目睹法國人口暴增導致的政治動蕩,才促使馬爾薩斯寫出了《人口原理》,主張停止對窮人的救濟、限制窮人的過度生育。

21世紀,全球人口變化又會出現一個新的革命,即全球人口規模將在達到一個峰值之后逐漸回落。全球人口出生率在1950-1970年間創下了1.9%的歷史最高紀錄,然后逐漸下降,預計到2030年會降至0.4%, 到2070年會降至0.1%左右。21世紀后半葉,即從2050年到2100年,預計全球人口出生率平均為0.2%,這其中,人口的凈增長全部來自非洲(人口出生率大約為1%),美洲的人口出生率為0%,歐洲和亞洲則出現負增長(分別為-0.1%和-0.2%)。

人口的變化會帶來兩個重要的影響:一是經濟增長速度會隨之放慢。二是不平等程度會隨之提高。前一個影響已是眾所周知。何以會出現后一種影響?一則,子女少,則遺產繼承更容易導致財富集中;二則,如果人口多,偏好會更多樣,社會流動性相對更強,年輕一代會和上一代更不同,機會相對更多,間接地有助于減少不平等。

再看人均產出的變化。大致來說,人均產出的變化和全球人口的變化方向一致,也會出現一個鐘型曲線。但是,和人口變化的趨勢略有不同的是:第一,人均產出的增速達到峰值的時間會晚于人口的變化。大致來說,在18世紀,人均產出的增長速度幾乎為零,到19世紀開始緩慢增加。

20世紀人均產出的增長達到高峰,這主要是因為出現了兩次趕超。第一次趕超是二戰之后,歐洲(也應該包括亞洲的日本和四小龍,甚至包括蘇聯早期的經濟增長)趕超美國;第二次是最近20多年,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趕超發達國家。如果沒有趕超,從長時段來看,人均產出的增長速度是相當平緩的。從1700到2012年間,全球人均產出的年增長速度為0.8%。

第二,人口增速會跌至零,甚至出現負增長,但人均產出的增長速度不會降到零。皮克迪認為,全球人均產出的增速在21世紀很難超過1.5%。

考慮到人口的變化和人均產出的變化,可以得出一個結論:21世紀全球產出的增長速度一定會放慢。事實上,1950-1970年是全球產出增長的一個高峰時期,年均增速為4%。1990-2012年,全球產出的增速已經滑落到3.5%,預計2030-2050年會進一步降至3%,2050-2100年則可能跌至1.5%。

經濟增長速度的放緩本身并不值得擔憂。皮克迪反復談到“復利”的力量,只要能夠保持正增長,假以時日,人們的生活水平仍然會有巨大的提高。但是,值得擔憂的是,在財富增長和經濟增長之間的賽跑中,經濟增長的速度將低于財富增長的速度。

皮克迪在此書中經常將資本與財富混用。他所謂的資本或財富,是指一個社會中能夠在市場上交換所有權的所有的非人力資本的資產。通俗地講,包括了土地、房產、廠房、設備、股票、債券、銀行存款、專利等等。

從長時段來看,資本或財富的構成變化較大,資本的收益率也有起有落。19世紀的時候,在英國和法國,財富的主要構成是土地和公債。當時的土地主要是農業用地,富人的財富來源主要靠到各地的農莊收租。之后,公債的規模不斷提高,比如在拿破侖戰爭期間,英國的公債規模占國民收入的比例達到200%。19世紀尚未出現通貨膨脹,公債的利息給得又高,養活了一大批剪息票的食利階層。美國當時地廣人稀,土地價格低廉,貧富差距程度也較低。

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就提到,這是美國更有民主精神的重要原因之一(但美國富人擁有大量的奴隸財產)。20世紀之后,資本的構成有了很大的變化。土地在財富中的重要性一落千丈,但取而代之的是住宅和商業房產,以及工業生產中的資本品。20世紀通貨膨脹一度非常猖獗,因此購買公債不再是誘人的投資機會。發達國家在很大程度上是靠通貨膨脹、剝削公債投資者,逐漸降低了其債務的規模。

從長時段來看,與19世紀相比,21世紀的資本構成或已今非昔比,但資本的收益率卻旗鼓相當。19世紀,地租的收益率大致在4-5%,如今,房租的收益率也與此相當。19世紀,公債的利息收入可以有3-5%,如今,股票市場的收益率應該在7-8%左右。按照皮克迪的估計,粗略而論,資本的收益率大致在4-5%左右。

因此,皮克迪的結論是:r>g,即資本的收益率(r)將會超過經濟增長率(g)。資本得到的越來越多,貧富差距會越來越大。

不平等的歷史

19世紀的時候,盡管缺乏詳盡的數據,但人們還是能夠直觀地感受到收入分配的變化。在《悲慘世界》《大衛·科波菲爾》《萌芽》等小說中,我們均能感受到當時的貧富落差。當時,收入分配是一流的經濟學家關心的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從馬爾薩斯、李嘉圖到馬克思,無不關注貧富分化及其對社會可能帶來的巨大影響。

但是,到了20世紀后期,這一問題卻漸漸地淡出了經濟學家的視野。1954年,著名經濟學家庫茲涅茨在美國經濟學會年會上,以主席的身份宣讀了一篇論文,提出了流傳甚廣的“庫茲涅茨曲線”。根據庫茲涅茨的研究,從1913年到1948年,美國收入不平等的程度有所下降。收入最高的10%人口的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例從45-50%下降到了30-35%。庫茲涅茨據此提出了他的假說。“庫茲涅茨”曲線的形狀為倒U型:隨著經濟增長,一開始收入分配會惡化,但漸漸地就會改善。所以,不必擔心收入分配,經濟增長自己就會解決這一問題:河水會把所有的船都抬高。

皮克迪利用更長時間的數據對庫茲涅茨的研究做了推進。他發現,美國的收入不平等在1913-1948年間的確有了顯著的下降,但在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之間,收入不平等趨于穩定,沒有進一步的下降,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收入不平等的程度開始增加,到2000年,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已經回到了1913年的水平。

值得指出的是,皮克迪在研究收入不平等的時候沒有沿用庫茲涅茨的方法,也沒有采用經濟學家慣用的基尼系數,他最關注的指標是資本/收入比,即資本(財富)與國民收入的比例。為什么呢?皮克迪認為,基尼系數將所有的不平等都籠統地歸在一起,但并非所有的不平等都是不好的,努力工作的人比懶漢賺更多的錢是應該鼓勵的,不好的不平等是那些不靠自己的努力,而靠財富,甚至是繼承來的財富生息,導致的極度富裕的階層(比如,最富的1%)和廣大民眾之間的不平等。

資本(財富)是一個存量的概念,是多年積累的結果,國民收入是流量的概念,只計算一年之內一國的收入。按照皮克迪的計算,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歐洲的資本/收入比大約為6-7倍,或者更直觀地說,歐洲的資本總量相當于6-7年創造出來的國民收入,美國為4-5倍。一戰之后,歐美的資本/收入比均開始下降。到20世紀50年代,歐洲的資本/收入比已經降至2-3倍之間,美國則在4倍以下,但之后又開始上升,尤其在歐洲,上升的速度更快。到2000年,歐洲的資本/收入比已經上升到5-6倍之間,且有可能繼續上升。按照皮克迪的估計,全球范圍內的資本/收入比到21世紀末將達到6.5。

這跟收入不平等有什么關系呢?如果我們知道資本/收入比,而且又知道資本的收益率,就能知道資本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a=r*b,a是資本在國民收入中的比例,r是資本收益率,b是資本/收入比)。比如,假設一國的資本相當于其國民收入的6倍,而資本收益率為5%,那么國民收入中將有30%是資本拿走的。

資本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更高又有什么問題呢?資本帶來的收入會越來越多地集中在少部分富人的手里。富人的儲蓄率比窮人更高,富人的錢更多,投資的機會也就更多,富人可以把更多的錢留給自己的子女,他們的子女就會比窮人的子女提前起跑,把和窮人子女的距離拉得更遠。如果你是一個靠工資吃飯的人,那就慘了。你的工資增長速度應和你的勞動生產率(人均產出)同步增長,這意味著你的工資增長速度注定比經濟增長率低(經濟增長率包括兩個部分,除了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還有人口的增長)。

但是,皮克迪憑什么預測21世紀全球的資本會越來越多呢?長期來看,如果儲蓄率提高,資本/收入比將上升。如果經濟增長速度下降,資本/收入比將上升(b=s/g,b為資本/收入比,s是儲蓄率,g是經濟增長率)。

在皮克迪看來,未來的世界恰好是一個低增長和高儲蓄的結合。經濟增長的放緩易于理解,畢竟,人口的減少和老化會在很大程度上吞噬掉增長的潛力。為什么儲蓄率會較高呢?皮克迪認為,從歷史數據來看,發達國家儲蓄率一直穩定在10-12%左右,而且,人口老齡化越是嚴重,儲蓄率相應地也就越高。低增長加上高儲蓄,決定了全球的資本/收入比會逐漸提高。

等等,即使全球的資本越來越多,也不一定意味著財富就會向資本集中啊?經濟學上講,資本的投資收益率是遞減的,如果資本能夠賺到的錢越來越少,那么即使全球的資本多了,也不過是一批凄凄惶惶、無處容身的資本啊。

皮克迪承認,從理論上講,資本回報會遞減,但關鍵在于遞減的程度有多快。回憶一下:a=r*b,如果r的遞減速度快于b的增長速度,則a反而會下降,但皮克迪認為,這是不太可能出現的。用經濟學術語來講,這取決于資本和勞動之間的替代彈性,如果替代彈性大于1,則盡管資本的邊際產出會下降,從而導致r下降,但a還是會提高。

換言之,收益遞減的作用不如資本規模膨脹的作用大。什么情況下資本和勞動的替代彈性會大于1呢?通俗地講,這意味著資本的投資機會更多。想象一下,資本正在周游全球,而且各地都在為吸引投資而互相競爭,技術進步會不斷帶來新的投資機會,一個更可能的結果就是,從長期來看,資本的收益率仍然會較高。因此,一方面,資本/收入比不斷提高,另一方面,資本的收益率又較高,則資本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也會越來越高。

總結一下,《21世紀的資本》一書最核心的觀點就是:在整個19世紀,收入分配不公的趨勢是逐漸拉大的。從19世紀初直到19世紀中葉,工人的工資基本上處于凍結狀態。貧富分化的趨勢到1870年之后才不再惡化,但也沒有改善。二戰之后,收入分配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又開始逐漸惡化。這是一條U型曲線。如果繼續現在的趨勢,21世紀將會和19世紀一樣:巨大的貧富落差、尖銳的社會矛盾、紅旗到處飄揚、甚至引發社會動蕩和戰爭。

可是,像1914到1945年之間不是曾經出現過收入不平等程度大幅度下降的現象嗎?為什么未來就不會再有奇跡發生呢?皮克迪談到,這一時期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大幅度下降,不是市場經濟自發形成的結果,而是因為受到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沖擊。

首先,戰爭直接帶來的損失。尤其在歐洲戰場上,法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遭受的損失相當于一年的國民收入,德國的損失相當于一年半的國民收入。但這并非最重要的原因。

其次,戰爭帶來的政治、社會影響。這方面主要包括:海外資產大幅縮水(由于外國政府革命之后拒絕償還債務,比如蘇聯;也由于海外殖民地出現的民族解放運動);戰爭導致儲蓄率急劇下降(富人財富受到沖擊,不得不變賣資產度日)。按照皮克迪的估計,這兩方面的原因能夠解釋這一時期收入不平等下降的2/3到3/4。

第三,二戰之后的政策變化,二戰之后無論是房產還是股票,價格都處于很低的水平。房產的價格下跌是因為各國普遍實行了房租控制政策,股票價格下跌是因為二戰之后國有化風行一時,而且對資本流動、證券交易都有嚴格的管制。按照皮克迪的估計,這方面的原因能夠解釋這一時期收入不平等下降的1/4到1/3。皮克迪也談到,這一時期盡管收入不平等下降得非常顯著,但卻是資本主義的“安樂死”。這一段歷史只是一個特例,很難進行復制。

拯救21世紀

悲觀的預言帶來激進的建議。皮克迪主張,為了改變21世紀貧富惡化的趨勢,應該在全球范圍內,對資本征收累進稅。這個建議連他自己都知道是無法實行的,他承認,這是一種“烏托邦”想法。《21世紀的資本》一書受到的最猛烈的抨擊就是皮克迪提出的征稅建議。但是,拋開既得利益或是意識形態的影響,如果我們仔細去看,就會發現皮克迪的主張并沒有想象中的那么激進。

皮克迪并不是主張建設人人平等的空想世界,也不是要回到政府對經濟的全面干預。他甚至不認為政府的規模會出現較大的擴張。20世紀中期,全球范圍內政府的規模已經出現了一次大躍進。1900-1910年,在英美法等發達國家,稅收占國民收入的比例不到10%,但從1910-1980年出現了強勁的增長,到20世紀80年代之后逐漸持平。如今,發達國家的稅收占國民收入的比例大約在30%到55%之間。稅收的大幅度增長伴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而展望21世紀,在經濟增長速度逐漸放慢的前景下,稅收不可能會有大幅度的提高。

但是,皮克迪認為,政府亟需強化其承擔社會職能。19世紀政府基本不管教育和醫療衛生,因此大部分人的受教育程度較低,醫療衛生條件也較差。如今,政府投入已經是教育、醫療衛生經費來源的支柱。19世紀,政府也基本不管養老,如今,對于大多數退休者來說,從政府領到的養老金是其老年的主要收入來源。但是,如今的教育已經從增加社會流動性,轉變為壓制社會流動性,富人的孩子能上更好的大學,窮人的孩子則高攀不上。哈佛大學學生的父母平均年收入是45萬美元,相當于美國收入最高的2%人群的水平。20世紀中期建立的“現收現付”(pay as you go)制度也無法持續,因為未來的老年人口會比年輕人口多很多。

為了更好地承擔這些社會職能,政府應考慮稅收改革。直白地講,人們還是要多交稅。但是,貧富嚴重分化會導致人們不愿意交稅。因此,皮克迪的建議是,應考慮征收累進的所得稅。發達國家在二戰之后都曾經提高了所得稅的最高稅率。1914年前,歐美國家的所得稅最高稅率大約為2%左右,但在20世紀20年代之后就開始猛增到50%以上。這一時期,美國的所得稅最高稅率尤其增長迅猛。1933年,羅斯福總統一上臺,就把所得稅的最高稅率提高到63%,1937年又增至79%,1942年增至88%,1944年再度增至94%。

但是,20世紀80年代之后,所得稅的最高稅率開始下降。如今,由于全球范圍內的競爭,所得稅不僅不再是累進的,甚至成了累退的。在法國,收入最低的50%人口所得稅率為40-45%,收入更高的40%的人口,或曰中產階級的所得稅率為45-50%,但到了收入最高的5%以上的超級富翁,他們要繳的所得稅率反而開始降低。收入最高的0.1%的超級富翁,所得稅率僅為35%。巴菲特也曾經說過,他交的稅還沒有他的秘書交的稅多。

這種累退的所得稅導致財富進一步集中,而且會讓全社會感到不公平,尤其是被迫承擔最高稅率的中產階級。如果人們感到不公平,就不會愿意交稅。人人為自己著想,反對各種稅收改革。在經濟低迷的時候,稅收改革本來就很困難,這下子更得不到民眾的支持了。

皮克迪進一步提到,其實對所得征收并不完美。因為超級富翁們并不會如實地匯報他們坐擁財富得到的收益。歐萊雅(L’Oreal)的繼承人Liliane Bettencout 可能是法國最有錢的人。她擁有的財富達300億歐元,但她每年申報的收入不超過500萬歐元,不到其財富的萬分之二,可能嗎?這就是他主張對資本,而非所得征稅的原因。他主張對資本征稅的另一個考慮是,如果對資本征稅,人們會更準確地申報資本所得,這有助于在全球范圍內更好的對金融行業進行監管,避免出現像2008年那樣的金融危機。

有人會說,對富人征稅,會影響到他們的積極性,反而對經濟增長有損害。適度的財富能夠鼓勵勤奮,但過度的財富只能鼓勵寄生蟲。有人會說,有錢人賺那么多的錢完全靠自己的本事。但是,皮克迪和他的同事們的研究表明,大企業的CEO拿錢多少,和企業的業績沒有太大的關系。再說,就算巴菲特和比爾·蓋茨的錢都是自己賺的,那么,他們的兒女,孫子孫女,一樣有資格享受世襲的巨額財富嗎?等到一個社會里1%的人占有99%的財富,而其他的人全無立錐之地,這樣的社會還會得到人們的珍惜和呵護嗎?從根本上說,財產自由和民主政治并非完全一致的,就看你想要什么。皮克迪認為,為了維護民主政治的穩定,必須采取行動,遏制財富過度地集中到少數富人手里。這是避免出現社會動蕩的最佳方案。

未解之謎

公允地講,皮克迪的預言只是一個狂野的猜想。21世紀究竟會發生什么,誰都無法預測。21世紀的經濟增長速度會始終低迷嗎?考慮到人口的變化,很有可能。但是,如果出現了一次巨大的科技革命呢?如果非洲突然開始經濟騰飛了呢?21世紀的儲蓄率會一直很高嗎?也很難講。在皮克迪的模型中,儲蓄率和經濟增長率在長期內是沒有關系的,到底是否如此,我們并沒有可靠的證據。還有,皮克迪認為資本的收益率在長期內是穩定的,而且一定會比經濟增長率高,這更是令人將信將疑。

皮克迪試圖從全球范圍內研究不平等,但是他研究的主要是英國、法國、美國和德國,對發展中國家很少涉及,甚至對其它發達國家,比如南歐國家、日本都很少提及。這樣的圖景肯定是不全面的。如果把發展中國家考慮進來,一方面會影響到對全球增長和收入分配的判斷,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的收入不平等有其獨特之處,和發達國家的貧富分化并不完全一樣。如果按照皮克迪的分析思路和政策建議,分析發展中國家的收入分配、解決發展中國家的貧富分化,只怕會有隔靴搔癢的尷尬和無奈。

皮克迪新作中最大的未解之謎就是歷史。他把19世紀和21世紀做了對比,處處暗示,21世紀可能會重蹈19世紀的覆轍。這一判斷令人為之色變。19世紀的確是一個全球化的黃金時代,史稱第一次經濟全球化。但當時也是貧富分化越來越嚴重、無產階級貧困化的時代。就在經濟全球化狂飆突進的時候,突然出現了各種社會矛盾,各國從擁護自由貿易紛紛改為貿易保護主義,繼而開始軍備競賽,最終走向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深淵。這之間到底有什么內在的聯系?貧富不平等究竟會對社會穩定帶來多么大的影響?這是我們想從歷史研究最想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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